一个被误解的伟大王朝

刘秀确实是刘恒的“忠粉”,去世之时还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模仿汉文帝。

因此,东汉一建立,他就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1/3的县根本就没有县令。税收方面,继承了汉文帝时期的1/30超低税率。

历史反复证明,只要能够摆脱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大地就会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与西汉相比,东汉初的墓葬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墓葬主人也从封建官僚变成了体制外人士。

于是,民间经济迅速活跃起来。货币不再投向土地,而是实体经济,东汉的陶瓷业、造船业和冶铁业成为世界顶尖水平,“造纸术”得以发明。

货币的币值稳定,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大贬值;物价也十分稳定,东汉前60年,粮食的价格始终稳定在每石20钱,低于文景之治。

在货币政策上,光武帝为王朝开了一个极好的头。事实上,在整个东汉的200年寿命里,史书记载的官方铸币纪录,除了光武帝,就只有东汉末年汉灵帝的四次铸币。

但东汉一朝的货币流通量,超过300亿枚,将西汉远远甩在身后。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有史料称太尉这样的高官居然要“食麦蔬”,吃饭没有一丝荤腥。他们吃全素餐可不是为了健康着想,而是因为吃不起。

这从东汉的人口数量就能看出来,根据葛剑雄团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整个东汉200年,人口没有大起大落,前期持续缓慢增长,达到五六千万的水平后,就稳定了下来,持续到末期。

没有剧烈增长,也没有剧烈下滑,这种人口稳定性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大一统王朝中,十分罕见,独此一家!

东汉没有形成“皇权-官僚-农民”的刚性体制,皇权式微,官僚缩编,国家最强有力的基本组织,不是体制内,而是体制外的“坞堡”。

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建立宗族的城堡。耕地围绕着城堡,城堡里面有防御性的军事力量。

现在福建有名的旅游景点,土楼,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桃花源记》描述的就可能是南方的一座坞堡。

坞堡的自治性非常强,宗族实现自我管理,还有一定的军事功能,所以东汉不需要那么多官僚。光武帝刘秀一度想废掉坞堡,但无功而返。

坞堡作为一种私有经济,彼此自由竞争,有的飞黄腾达,有的衰落。因此,有些坞堡就不再是本族同姓,而有了许多外人,这些外人一般来自于社会流民和衰败的坞堡,被称为“部曲”、“佃农”。

但历史证明,东汉不仅比西汉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社会更加稳定,军事也不弱。

东汉“勒石燕然”,彻底击溃匈奴,“东汉第一古惑仔”窦宪率领的不是朝廷军队,而是各个坞堡凑成的“私家军”。

结果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惊人,斩首1.3万,匈奴20多万人投降,匈奴直接从历史上消失。

西羌的人数超过巅峰时期的匈奴,好勇善战,一度围困旧都长安,兵临首都洛阳,其威胁超过西汉的匈奴。

羌乱未平,鲜卑崛起了。鲜卑不断进犯北方幽州区域,156年檀石槐统一鲜卑后,东汉的北方再次出现强大的敌人。

终东汉一朝,边疆之乱从未停止,大部分时间还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艰难程度超过西汉。

这耗费了东汉大量的财富,边疆地区出现很多流民,但东汉始终有力量还击,没有出现一位叛将,一直到东汉后期,“凉州三明”还能将羌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东汉还能三路出击鲜卑。

但东汉并没有,反而中原基本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量的人口减少和逃户现象。东汉不仅没有重现西汉的那种“人口减半”惨剧,而且从156年鲜卑统一到184年黄巾起义,东汉人口始终保持在5000万-6000万左右的巅峰状态。

官僚体制下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抗风险能力极差,自治力也差,一点风吹草动就容易被击溃,再加上无力抵御官僚盘剥,一点微风就容易演变成飓风。

坞堡经济主要就是自治性更好,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强,朝廷政令无法在坞堡进出自由,财富能够很好地留存下来。

一个是藏富于官,一个是藏富于民,二者在财富数量和财富质量上都有很大区别。

边疆连绵不绝的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以汉羌战争为甚,至少花费了300亿枚铜钱,已经超过了西汉200年间的铸币总和。这种巨大开销,东汉虽然没有崩溃,没有发生人口浩劫。

从现代货币学的角度讲,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应该收紧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但汉灵帝反其道而行之,继续货币宽松。

东汉的通用货币是“五铢钱”,于是汉灵帝选择重铸五铢钱,称之为“四出五铢”。自光武帝以后,灵帝是第一位大量铸币的皇帝,打破了王朝惯例。

这种大量印钱,用通货膨胀“制服”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破罐子破摔,政府趁机在这场乱象中分一杯羹。自古以来敛财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钱,制造通货膨胀,汉灵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夜壶”。

东汉陷入一种末日狂欢的感觉,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汉灵帝最有名的,还不是印钱,而是卖官。东汉政府太穷,所以灵帝就公开卖官,以此充实国库,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

中国历史上卖官并不新鲜,但汉灵帝是第一位公开宣传卖官的。这种不光彩的事,别人都是静悄悄偷偷摸摸进行,他直接颁发圣旨来卖官,明码标价,毫不避讳。

本该出现能力强悍能够力挽狂澜的明君,却老天却派来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加速主义。

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国家被彻底玩坏,汉灵帝执政的第16年,黄巾起义爆发了。

与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两线作战一百多年没有把东汉折腾没,但昏君统治16年就够了。

公元184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起义的军队,依然是对付羌乱的坞堡领主。这些坞堡领主便逐渐成为一方军阀,或者能为军阀的干将。

189年率领三千人马进入首都洛阳的董卓,其坞堡就在长安城以西的二百五十里,取名“郿坞”。

董卓来自于西北凉州,他的三千嫡系,大部分都是羌兵。可以说,是西羌终结了东汉,东汉还是没能摆脱这个命运之厄。

为了养活自己的军队,董卓进京后,很快将洛阳抢劫一番,繁华的首都毁于一旦。

在长安他同样面临军费的难题。长安是自己的老巢,抢劫不能太粗暴了,于是董卓想到了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夜壶”——印钱。

董卓在长安推行的货币叫“无字小钱”,重量只有五铢钱的1/10,铸造无字小钱便成为利润率900%的暴利生意。

就如同二战时期,同盟国的士兵能拿到美元,德国士兵只能拿到废纸一般的“军队紧急货币”。希特勒焉有不败之理?

在吕布杀掉董卓之前,董卓就遭到过亲信暗杀。董卓死掉后,不仅长安百姓载歌载舞,而且董卓的士兵都高呼万岁。

西汉之衰,始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东汉国运,终于汉灵帝的胡乱折腾。它们的例子还告诉我们:不受约束的皇权,是中华文明的一颗地雷。

东汉与西汉完全不同,为中华文明演习了另外一条道路,但它们都没有找到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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