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古沉船南海Ⅰ号:价值连城的沉船尘封海底的历史

“南海Ⅰ号”遗址发现的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船体最大、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距今有800 多年历史。这条沉船从1987 年首次发现,到2007 年整体打捞上来,再到最后完成考古发掘工作,花了30 多年的时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成功案例,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历程。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向水下的延伸,沉船是一种特殊的遗址,就像时间胶囊,它把某一个时代切片完整地保存下来;沉船既是最小的等级社会,又是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将沉船当作一个完整的聚落形态进行考量,它所能反映的不单单是船载货物,还有时代和航路等时空信息,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是极其难得的研究宝藏。

1986年,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发现中国的南海海域有一条叫“莱茵堡号”的沉船。英国专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博物馆里,查到了很多关于这条沉船的资料,对这条船的沉没原因及时间、最后存活了几个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于是英国人根据资料和广州救捞局签订了一个调查协议,希望能够寻找到“莱茵堡号”。

他们在沉船所在的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利用旁侧声呐系统到处寻找,一旦发现疑似的东西就用抓斗往海里抓。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一天,一抓斗下去,抓上来247件器物,其中有142件完整的瓷器和锡器,还有一条1.72米长的大金腰带。看到这个情况,当时中方的负责人尹干洪说:“这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号,这是一条我们中国的沉船。”并及时制止了继续用抓斗取物,这一措施,给中国保下了一艘国宝级的沉船,那就是“南海Ⅰ号”。

“南海Ⅰ号”是一艘木质古船,船体残长约22.1米,最大船宽约9.35米。这是一艘价值连城的沉船,1987年被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在海底沉睡了800年。“南海Ⅰ号”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代商贸沉船。发现、调查、打捞和发掘过程都有很多故事,它的发现说明,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曾经存在一条非常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1984年的时候,西方海上盗捞者迈克·哈彻(MichaelHatcher),在南海海域打捞了一艘名为“哥德马尔森”(Geldermalsen)号的沉船。根据记载,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冬,这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从中国南京出发,驶向荷兰阿姆斯特丹,航行16天后,在中国南海水域触礁沉没。哈彻通过仔细查阅档案,终于找到了这艘沉船,打捞出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百万余件,但正当船上的工作人员惊喜万分之时,哈彻却下令将这些瓷器砸碎。他深知收藏市场的定律:物以稀为贵。他仅保留了23.9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还有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的青铜炮。挑选和毁坏工作结束后,他把这些“战利品”拖到公海。一年后,他以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为由获得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

1986年4月,荷兰佳士得拍卖行为这批文物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专场拍卖。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立即将消息传回国内,而国家文物局想要制止这场拍卖会的时候,翻遍了国际海洋公约、各国海洋法,也找不出一条可行的法律依据。当时中国关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也是一片空白。“买回来”便成了留住这批文物的唯一方法,中国故宫博物院派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冯先铭,一位是耿宝昌,带了3万美元去参加拍卖。但在接下来3天中,中国专家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各地的收藏家一路叫价,最终,近24万件珍贵瓷器尽数落入旁家。此次拍卖使迈克·哈彻获利2000多万美元,他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是,他始终拒绝回答“哥德马尔森”号打捞点的详细位置,成为考古界的一大谜题和遗憾。

这件事情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考古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下决心要成立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1987年,国家博物馆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馆长俞伟超先生极力想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但要想推进就要求我们得有相应的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一艘沉船。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恰好发现了“南海Ⅰ号”,这条船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1987年底,也是我走上水下考古这条路的开端。

“南海Ⅰ号”的发掘过程充满曲折。比如发现“南海Ⅰ号”后,中英联合打捞的工作就结束了。英国打捞公司没有找到“莱茵堡号”,而意外找到“南海Ⅰ号”,按照中英签订的协议,这是中国的船,他们不能动,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但最初找到古沉船,其实利用的是英方的声呐技术。沉船发现后,中国自己没有经验,无法继续打捞并开展考古工作,因为我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当务之急,我们得马上组建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到底是让潜水员去学考古呢,还是让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后来算了一笔账,潜水员学考古要花4年时间,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时间。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估计找几个去学潜水并不难。幸运的是,我当时正好年轻,通过了很严格的体检,就去学了水下考古。

1987年刚接触水下考古时,我们请日本水下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教授来给我们上过一次课,属于“扫盲”性质。到了1989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举办了国内第1期水下考古培训班,由澳大利亚老师来进行培训。参加培训班的共有11个人,被分成了两组,老师把年纪大的、身体不太好的人都放在一个组里,把身体好、潜水技术好的人放在另一组。我们说,一个叫“老弱病残组”,一个叫“明星组”。我是“明星组”的组长,那位“老弱病残组”的组长已经39岁了。老师分配任务都是同时派给两个组。但是后来发现,同样的任务,最后总是“老弱病残组”做得比“明星组”好。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水下考古不是能力强就能干好的,一定要协调好,要有团队精神,才能把这个工作干好。经过培训,我们终于掌握了基本的水下考古知识和技术。

在这期间,不少国外的打捞公司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打捞“南海Ⅰ号”,但都被我们拒绝了。1989年11月,我们和日本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队,准备进行一次全面勘察。不巧那个季节东北季风开始吹了,海况很差,继续进行工作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耗资也非常惊人——3天就花了27万元,对于那个年头的陆地考古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一方面觉得有些承担不起,另一方面,这个工作又不能不做,只好先将“南海Ⅰ号”搁置,从小的项目开始做,同时培养人才。刚好在这个时候,辽宁绥中三道岗发现了一条元代沉船,于是中国的水下考古者,从1992年到1997年,一直在做这艘船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1996年又去了一趟西沙搞调查,都是为远洋调查和“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做准备。

2001年,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对“南海Ⅰ号”展开一些工作了。2001年到2004年是规划性工作阶段,首先找到“南海Ⅰ号”的准确定位,然后进行了4年的调查和试掘。虽然采集了6000多件很完整、很漂亮的瓷器,但是因为海况确实不好,能见度很差,基本没有采集到多少考古资料,比如绘图、照相、影像等都采集不到,这不像是一次考古,倒更像是一次打捞。

后来有一次看电视时,我看见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发掘殷墟的时候用了整体提取的方法,于是就想,我们可不可以也用整体提取的方法把沉船打捞起来呢?但问题是:怎么捞?用什么方法捞?当时有一位工程师叫吴建成,他提出用沉箱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巨大的沉箱整个套在沉船上,再把沉箱底上一封,船就能捞上来了。这个方案听起来不错,但是要真正实施,必须经过很多次的模拟试验。最难的是吊放沉箱。这个沉箱有33米长、14米宽、500多吨重,分上下两层。水下定位非常难,而且沉箱放下去以后再调整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一次放准。最后,真的是一下就放准,成功了。

2007 年12 月22 日上午11 时,阳江海域。随着亚洲第一吊“华天龙”号二十几层楼高的巨臂微微上扬, 一个巨大的橙色沉箱带着泥沙从湛蓝的海水中徐徐升起, 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后,举世瞩目的“南海Ⅰ号”终于重见天日。

在对“南海Ⅰ号”进行整体打捞的同时,我们还在实施另一项计划,就是建造一座博物馆,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什么要建这个博物馆?一是为了让捞起来的沉船有地方放,二是为了方便人们来参观。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因为如果我们打捞不起来沉船,这个博物馆就白建了。虽然很纠结,但是这个方案还是通过了。为此,我们新建了一条450米长的路和一个码头,从海滩一直通到博物馆里。

入驻“水晶宫”前水陆分离(2007 年12月28 日),耗资两亿元打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由“一馆两中心”构成,中间的大椭圆为存放“南海Ⅰ号”的水晶宫,另有陈列馆、水藏品仓库。

2007年,我们顺利打捞起沉箱,并把它运进博物馆,然后开始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到2018年下半年,发掘工作仍然没有结束。也就是说,这条沉船从1987年首次发现,到2007年整体打捞上来,再到2019年最后完成船货清理考古发掘工作,花了整整32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方法确实是很有前瞻性,这在世界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后再难模仿。

“南海Ⅰ号”刚开始打捞的时候,捞上来很多精致的龙泉窑瓷器,还有一条纯金腰带。当时我们以为这也许是“南海Ⅰ号”上比较有价值的文物了,但现在通过发掘,证明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从“南海Ⅰ号”上发掘出的黄金、饰品,几乎每件都可以论斤计算,一共有上百件这样的东西。

通过这个沉船的发掘,我们认为,这种整体提取的发掘方式很有必要。在水下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如果靠盲目地去摸、盲目地去捞,根本达不到考古的目的。而现在,所有的考古信息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包括那些木器上的文字,可能还会发现一些纸质的东西,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为使“南海Ⅰ号”能长久保存,目前沉船被置于博物馆的“水晶宫”内,模仿它原来所处的海水环境。现在的考古,是通过非常现代的技术,包括激光三维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来进行现场保护发掘。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实验室,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可以在精确控制的环境下发掘一条沉船,最大限度地把信息保存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船上共有15个舱,每个舱都各有特点,每个舱里的瓷器,包括它们是哪个窑口烧制出来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我们采集到的考古数据都可以精确到毫米。从水下考古发掘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水下考古能做到精确至毫米的测量。

所谓压舱石,就是说底舱装满石头,让船体下重上轻,这样船不容易翻,稳性很好。我们翻了一些外国船的资料,外国船的底舱是全部装满石头的,而中国船装的都是相对较轻的物体。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南海Ⅰ号”为什么要这么装?

稳性和摇摆周期是一对矛盾。好比不倒翁,你轻轻碰一下,它就会使劲地甩,但永远不会翻。与此类似,船的稳性越好,也就越晃。下重上轻,一点点力就可以改变它的方向。但变向以后,它会通过惯性自然恢复过来,自我修正得很快。它永远都在自我修正的过程中,所以不会倒。可如果把它倒过来,它修正不了,就会倒。

中国船有个特点,重心高,稳定性差,但是它会改变摇摆周期,让摇摆周期变慢。中国船主要是装瓷器,要考虑货损率。装一船东西出海,一定要保证这一船瓷器都完好,如果船体摇晃得厉害,运到国外就是一船碎瓷片。所以就要减缓船的摇摆周期,通过装载方式改变重心,把重心提高。

除了瓷器,中国还大量出口铁器,所以中国船是瓷器和铁器混装。现在发现的所有这个时期的沉船,也包括一些明代、清初的船,只要是铁器和瓷器混装,全是铁器在上面。不管是哪个地方先装货,哪个地方先卸货,即便是在山东青岛的“胶南Ⅰ号”,也是铁器在上面,瓷器在下面。

把铁器放在上面,就是让摇摆周期变缓。摇摆周期变缓了以后,还要解决其他摇摆问题,比如横摇、纵摇、斜摇,还有就是上下起浮。绕着龙骨的横摇,是最常见的一种摇摆方式,对瓷器的安全会造成隐患。但如果把瓷器放在尽量靠底的地方,甚至靠近龙骨,因为越靠近龙骨、以龙骨为轴心时,就像一个圆周一样,它的半径就越短。半径变短以后,摇摆幅度就变小了。也就是说,只要把铁器放在上面,摇摆周期变慢,摇摆幅度变小,瓷器的完整率就会变高。如果把铁器放在下面,肯定不会翻船了,但是运到目的地的就是一堆碎片,谁要呢?“万历号”上有10多吨的瓷片,只有4000多件完整器物,就是这个结果。

现代造船业有专门的措施来减缓船的摇摆幅度,提高舒适度,在保证稳性的情况下抬高重心,但是古人没有这个理论和技术,完全是靠个人经验来简单处理。这种处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它跟中国造船技术中的水密舱、平衡舵一样,都是智慧的结晶。

目前来看,很多沉船的考古结果都可以证明中国船是没有压舱石的,“南海Ⅰ号”上面的铁器总共清出来120多吨。“南海Ⅰ号”航行的时候,装了满满一船的货物,而且是上重下轻,只要有一点恶劣天气,不一定要台风,哪怕是强烈的季风也可能造成翻船事故。

“南海Ⅰ号”装了满满一船的货,铁器因为凝结成凝结物了,所以总共是120多吨,已经发掘的瓷器接近7万件,还有一半待发掘。就是说,这条沉船装了可能有十几万件瓷器,铁器如果也算成件的线万件,另外还有几万枚铜钱。可以想见这个船装得有多么的满,里面的货物包括金银铜铁锡、漆器、朱砂,各种陶瓷器,碗、盘、盆、碟,人能想象的所有器物几乎都有。除了这么多常见的器物,我们还发现了丝绸的痕迹,有一个舱全是淤土,没有其他东西,但那个淤土,可能正是丝绸蛋白。

就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船装的货肯定有三四百吨重了,它是宋元时期典型的大商船,要是完整复原了,应该有30~35米长。航海贸易船要有一定的体量,载货够多,才能达到商人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我们推测“南海Ⅰ号”的沉没原因,就是强烈的季风,加上合理但不安全的装载方式,但古人用一种悲壮冒险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来样加工”是现代贸易常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还在考证中。但从“南海Ⅰ号”发掘来看,“来样加工”的形式在宋代、最晚南宋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这么说?

可举一个例子作为对比。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的沉船“黑石号”。这艘船上出了大量以长沙窑为主的中国瓷器,但其中没有发现任何外国元素。我们考证过,“黑石号”可能是阿拉伯的船,但运的是中国的物品。商人买了中国的瓷器,到国外去做贸易。

最初的海外贸易就是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卖到国外,但是中国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当地的审美,而当地没有技术条件,没办法仿造,所以到后来,很多商人就要求中国工人按照他们的审美和喜好,在瓷器上做出具有异域风格的图案。有的外国人甚至拿一个实物样例,让中国人仿照着来做(这里也有一定的推测,还需要考证他拿的到底是图纸还是实物)。比如外国商人拿一个银的执壶,要求你给他烧一个陶的执壶,形状花纹都按这个实物来做,这就是“来样加工”。

我们在唐代的沉船上没有看到这种类型的器物,但在宋代,“来样加工”的雏形就出现了。“南海Ⅰ号”除了中国特色的常见器物外,还出了很多明显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比如西亚、阿拉伯风格的六棱执壶。这种执壶从外形看更像银器。中国瓷器一般都是轮制拉坯,出来的器物都有一个同心圆,而这种带棱角的,显然不是轮制拉坯出来的,应该是手工或用模具成形。在“南海Ⅰ号”上,看到了很多模具做出来的瓷器,我个人推测这很可能是根据外商的要求制作的。

后期的“南澳Ⅰ号”明代沉船上还发现有漳州窑大盘、克拉克瓷、汕头器,这些都是在陆地遗址中极少见到的,但是在沉船和国外收藏界就比较常见。广东台山花碗坪遗址是古代中欧进行贸易的一个场所,那里出了很多青花瓷,上面有高鼻深目的西方人图案,更加说明来样加工的盛兴。有的瓷器上面直接就以葡萄牙圣十字架作为底款,肯定是西方人定制的东西。清代的“广彩”也是特别典型的“来样加工”。

除了瓷器,金银器也有“来样加工”的线索。“南海Ⅰ号”是目前出金银器最多的南宋遗址,金饰品达到181件/套(除金质货币外),总重量2449.81克。出土位置多在遗址的上层,多分布于船体中、后部。主要器形包括腰带、项链、戒指、手镯、耳环、缠钏等。它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加工得很好,但很多都像是半成品,比如戒指的戒面留了一个镶宝石的位置,大的有1平方厘米,扣宝石的扣都留在那里,但是上面没有宝石。而且这样的饰品不是个例,很多首饰镶宝石的位置都空着。

“南海Ⅰ号”的发掘工作非常细致,细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发现两根宋代人的头发丝,这在以前的水下考古工作中是难以做到的。可以把考古做到这么极致,那么指甲盖这么大小、1平方厘米的宝石,应该是能够被发现和提取的。这么多的金银首饰上都没有发现宝石,但发现有珍珠,有一枚戒指有八个镶嵌宝石的位置,但仅镶嵌了一颗珍珠,没有其他宝石。因为中国产珍珠,所以它就镶嵌上去了。由此可以判断,这些金器可能是半成品。

唐代时,中国的金器加工已相当成熟,拉丝、焊珠等工艺都特别精致。但中国不产宝石,中国出现的大量宝石都产自斯里兰卡。宋代的航线很多就是去那里的。中国船行驶到东南亚,到印尼,然后通过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洋,再到斯里兰卡。这条航线的目的比较清楚,即金器的初加工在中国,然后运到斯里兰卡去镶宝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成本。所以我们推测,“南海Ⅰ号”装载的金器大多也是这种情况。

“南海Ⅰ号”出现的这些器物,再次证明“来样加工”贸易的雏形在宋代已经形成。虽然不能确实肯定,但是发展脉络已经很清楚:唐代没有,到宋代出现,再到明清成熟。“来样加工”这种形式是由海外贸易的需求而促成的。唐代“黑石号”的瓷器完全是满足实用需求,到宋朝“南海Ⅰ号”的器物,则已经上升到审美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南海Ⅰ号”还出了很多银锭、金叶子以及铜钱,各种各样的东西太多了,成为那个时代海上生活的缩影。这些文物证明“南海Ⅰ号”是一个宝藏,有太多的子课题可以做。在发掘过程中,每每出现新的情况,都得去熟悉这方面的材料。只有不断发掘,不断熟悉,不断学习,不断消化古人用如此悲壮的方式留给我们的史料,才觉得对得起这条船给后人留下的信息。

*文章节选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三联书店2020-7)“第九讲 南海Ⅰ号:一艘价值连城的沉船, 一段尘封海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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