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山书法 北碑南帖 双峰并美 是习书者的典范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所创建的一种字体。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汉文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魏碑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体应运而生。

1、碑碣、魏碑现存书法十万多方,良莠不齐,精彩的惊险绝伦,风姿摇曳,极有法度。北朝碑碣除《沮渠安周造像碑》 《广武将军碑》《西岳华山庙碑》等为隶书外,其余都是 楷书碑。书法追求精益求精、结构精准、笔画精道、字形精美。北朝打破西晋的一切成规,不仅大立碑碣,而且无字体规范,故碑碣书法丰富多彩。其中最享盛名的 是《张猛龙碑》,备受后人推崇。康有为说:“《张猛龙》犹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

2、摩崖是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书迹称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云峰山刻石》《石门 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字势飞逸,结体奇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 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郑文公碑》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历来为书家所重。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康有为称其为:“魏碑圆笔之极轨。”钟致帅《雪轩书品》中说:“云峰魏碑,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

3、墓志铭、是埋入地下的碑,产生于东汉末年,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著名的有《张黑女墓志》《皇甫瞵菡志》《元显隽墓志》《元晖墓志》 《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倪墓志》等,这些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为大宗,书丹者多为当 时名家,镌刻者亦非平庸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墓志书法更多地反映了魏晋楷书的遗貌,较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相近,传达楷书演进的消息。

4、造像记、造像记是佛教兴盛的产物。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如《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合称“龙门四品”。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特别是北朝地区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大量出现。北魏时期造像记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刻工于其中的创造是明显的:棱角分明、斩钉截铁的笔画,纯为铁刃大刀阔斧、不加修饰地凿出的。这些叮当凿成的斩截利落的粗犷线条,有游牧民族剽悍之气,反映出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工们的创造,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瑰奇的一页,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龙门二十品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峻荡奇伟,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其行次规整,,大小匀称,排列整齐;结体和用笔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康有为说:“龙门造像 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

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主要时期。其时南北分割,书法上形成南北两派不同风格。两派共祖钟繇、卫瓘,但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流,比较疏放,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魏碑”。帖学之祖用笔而书,碑学之基用刀所刻,魏碑书法分北碑南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两大艺术潮流,双峰并峙,各有其美。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书法所无法比拟的。

“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这一时期书法繁荣原因有多种:一是民族融合丰富了书法艺术的题材和风格;二是造纸术的成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廉价方便的载体;三是玄学.道教.佛教盛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活力;尤其是社会各阶层喜爱书法,为其繁荣培育了沃土。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在客观上使中华民族文化大交流,为后来的隋唐文化的大灿烂.书法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它的笔法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正、秀雅,方圆兼施。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北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一是魏碑对唐楷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唐代楷书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书法家的楷书百花竞艳,标志着楷书已经达到了十分成熟的阶段,不少名家的楷书形成,无不与魏碑有直接关系。虞世南的书法属于南派,刘熙载《书概》说,“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璇、敬显儁二碑,已可观其会通·····。”欧书的险劲,正是从北碑得来。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唐碑本多北派,欧之北法尤深。”

褚遂良、柳公权书法,北碑陶冶也特别明显。《书概》在谈到颜真卿书法时说:“鲁公书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鲁公之学古,何尝不多连博贯哉!”魏碑对唐代的行书、草书也不无影响,除颜真卿的行书,如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其朴实厚重,无疑不是来自北碑。张旭草书有隶意,是引碑入草的一位大师。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得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二是魏碑对宋代书法的影响。宋代重视阁帖,但从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蔡襄的书法看,苏的奇气,黄的豪劲,米的沉着痛快,蔡的高古,无不直接间接受到碑的熏染。而且黄学过《瘗鹤铭》,米学过《金刚经》,无不从碑中吸取营养。特别是陈博的书法,开张奇逸,乃出自《石门铭》。

三是魏碑对清朝书法影响最大。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可,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随着金石学研究的开展,维新风气的萌发,碑学大盛,书坛上出现了竞艳斗奇的繁荣局面。

邓石如被誉为清朝第一书家。隶楷多法六朝之碑,何子貞自成一家,从魏碑得利很多。赵之谦学北碑自成一家。张裕钊别开生面,融化北碑为己用。李瑞清以篆籀行于北碑,为一时学北碑者所崇。其他如张廉卿、郑文焯、康有为,都因崇习魏碑而自成面目。近代以学北碑成名者也不乏其人,于右任先生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书家。今发魏碑书法16幅,供书友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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